第26章 四库全书纂修始[1/2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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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正月,一道谕旨从紫禁城传遍全国:“古今图书,皆朕海内赤子所当共有的。令直省督抚,会同学政,购访遗书,汇送京师,以彰稽古右文之盛。”(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九百二)这道看似寻常的求书令,实则揭开了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——《四库全书》纂修的序幕。此时的乾隆帝,已不满足于军事上的开疆拓土,更渴望在文化领域树立超越前代的丰碑。
nbsp自秦汉以来,“盛世修典”便是历代王朝的传统。汉武帝广集图书,编定《七略》;唐太宗设弘文馆,校理经史;宋太宗命李昉等编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,皆为一时盛事。乾隆帝对此早有向往,继位之初便曾谕令整理内府藏书,但其真正动意纂修巨型丛书,源于两件事:一是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的奏折,建议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,辑录散佚古书”;二是对民间藏书的担忧,认为“有些书籍或议论乖谬,或纪载失实,若任其流传,恐惑乱人心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凡例》)。
nbsp朱筠在奏折中指出:“《永乐大典》虽存,然散佚颇多,其中收录的宋、元诸儒着作,今多已失传,若能辑录,可存古籍之精华。”(《清史稿·朱筠传》)这一建议正中乾隆帝下怀——既可调集全国图书彰显文治,又可借机审查典籍、规范思想。于是,他当即命军机大臣刘统勋、于敏中等人议奏,最终决定“设四库全书馆,辑《永乐大典》之佚,收天下之书,编为《四库全书》”。
nbsp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二月,四库全书馆正式在翰林院成立,地点位于今北京故宫文华殿东侧的内阁大库附近。这座临时搭建的机构,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学者,形成一套严密的编纂体系,其规模之庞大、分工之精细,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。
nbsp四库全书馆的管理层堪称“全明星阵容”:正总裁由皇六子永瑢、大学士刘统勋、于敏中等16人担任,负责统筹全局;副总裁由侍郎纪昀、陆锡熊等10人担任,分管具体事务;下设总纂官、总校官、纂修官、分校官等职,各有专司。其中,纪昀(晓岚)以总纂官身份实际主持编纂工作,“凡六经传注之得失,诸史记载之异同,子集之支分派别,罔不抉奥提纲,溯源彻委”(《清史稿·纪昀传》)。
nbsp编纂流程分为六步:第一步“征集”,由各省督抚负责搜集民间藏书,内府藏书则由总管内务府提供;第二步“校勘”,将征集到的书籍与《永乐大典》等善本比对,订正讹误;第三步“分类”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,部下再分小类;第四步“提要”,为每部书撰写提要,介绍作者、内容、版本及评价;第五步“誊抄”,由书法工整的誊录官抄写,每人每日限定字数;第六步“校对”,由总校官、分校官层层审核,确保无误。
nbsp据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记载,参与编纂的学者达360余人,誊录官1500余人,校对官近400人,总参与人数超过3600人。仅誊录一项,便规定“每日每人写1000字,写错一字罚俸一月”,严苛的制度保证了全书的质量。
nbsp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首先面临的是图书来源问题。乾隆帝采取“官府征集+民间献书”双轨制,规定“各省督抚须将所辖地区的古今图书,无论刻本、抄本,悉数购访,汇送京师”,同时承诺“献书多者,朕必加恩奖赏;书中有忌讳者,亦不加罪”(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九百七)。
nbsp为鼓励献书,清廷推出多项激励措施:献书500种以上者,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;献书100种以上者,奖御制诗一首及“书香世业”匾额。江南藏书家响应最为积极,如宁波范氏天一阁献书638种,杭州鲍氏知不足斋献书250余种,获得朝廷嘉奖。至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,征集到的图书已达3.5万余种,远超预期。
nbsp图书征集的背后,是严厉的思想审查。乾隆帝密谕各省督抚:“凡书中有诋毁本朝、违碍圣贤之义者,须一律查出,或删改,或抽毁,或全毁。”(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)审查标准极为严苛,凡涉及反清思想、民族矛盾、华夷之辨的内容,均在禁毁之列。据统计,整个纂修期间,全毁书籍2400余种,抽毁书籍400余种,销毁书版50余种,“其数量几乎与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书籍相当”(《清代禁书总述》)。
nbsp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钱谦益、屈大均等人着作的禁毁。钱谦益因“仕明又仕清”,其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被斥为“荒诞悖谬”,下令“全行销毁”;屈大均的《翁山文外》因有反清言论,不仅书籍被毁,连其文集的刊刻者、收藏者也遭株连。这种“寓禁于征”的做法,造成文化典籍的重大损失。
nbsp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次系统梳理。其分类遵循西晋荀勖《中经新簿》确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,但又根据时代发展加以调整,形成更为精密的分类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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